书法批评的立场（书法的观点）

         书法批评虽然跟书法技巧、风格、创作有交集，但书法批评不是书法技巧的直接传授，也并非书法风格的细致推演，更不是书法创作方法的具体探讨。尽管在书法理论体系中，书法批评必不可少、不可替代，但相对于书法赛事、书法展览而言较为低沉，批评之风未成规模，批评接受难被认可。书法批评其实是无处不在的，只是批评的方式、程度、效果不尽相同。书法批评更像是一双冷峻的眼睛，守望着书法的发展轨迹，审视着书坛的诸多动向，良引利导，正本清源。从书法史纵向比较，当代书法批评相对于古代书法批评，沉寂而声微。从当代书法横向上看，相比于创作、考据、美学等，书法批评确实显得寂寥而冷清，书法批评的地位与价值有逐渐边缘化、附庸性的趋势。因此，当代书法领域重申书法批评的立场尤为重要。书法批评立场不仅要立足时代，研究典型，梳理脉络，也需参照古代书法批评，继承古代书法批评的风骨文韵，而不是随意将西方文艺理论生搬硬套，乱立名相，更不可没有原则和尺度，用简单粗暴的语言偏激而随意批评。

         书法批评的时代责任。书法批评对书法创作有着参照、反思、指导的功用，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书法现象与书法风格。时代的书法沉淀主要是书法作品、书法理论。从历史层面上看，书法批评与书法创作的关系不是对立排斥的，书法批评紧跟时代书风自古有之。如东汉草书初兴，社会纷纷崇尚草书书写，对于热衷效仿草书的书法人群，赵壹以儒家立场冷静地观照当时的书法现象，提出个人的书法批评。虽然他的立场观点未尽适宜，但这种文人对社会、时代的关注意识和责任意识，现在看来依然真切可贵。

那么，何为书法批评的时代责任？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书法现象、书法问题，包括创作、鉴赏等。需要书法批评家站在历史的高度，立足于创作、理论研究，适时、及时地对创作现象、书法风格进行梳理、探讨、规正、导引。这是时代赋予书法批评者的责任。书法批评脱离时代责任，其批评价值必将大打折扣。书法批评的时代责任有两个要素：一是时代的功用，书法批评紧跟书坛动向，为时代书法把脉，为书法创作提供参照；二是历史的功用，留下可贵的书法批评言论，为后来人研究书法提供参照。历史的演进往往在淹没过往，如果一个时代没有或少有书法批评表达，那么当后人反观，若是空洞和粗浅，必是遗憾。因此，有责任的书法批评家总是热心于书法事业，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论、创作水平，冷静审视书坛动态，理性地分析比对，坦率真诚地提出自己的批评见解。

书法批评的学术立场。书法批评并非一般意义上主观地对书法作品肯定或否定的简单点评。书法批评应界定在学术立场上，凸显学术的严肃性、深刻性、科学性。在理论的高度上对书法现象、书法问题、书法风格进行哲理思辨、推理演绎。既有对典型性的剖析，又有对普遍性的归纳；有共性的探讨，又有个案的研究。不管研究的外延内涵如何，学术性是书法批评把持与坚守的立场。

首先，从学术角度上看，书法批评家对书法批评应有敬畏、严谨的学术精神。正如项穆《书法雅言》提到：“学术经纶，皆由心起，其心不正，所动奚邪？”书法批评可以有情感，但不是做人情；可以有赞溢，但不宜去吹捧。将书法批评界定为纯粹的学术探讨，书法批评家的主动性、公信力才能得到提升和肯定。书法批评家应坚守学术原则，摒弃附庸谄媚。没有学术性的书法批评必易沦为庸俗肤浅的杂碎语言的堆砌——这与书法批评的学术精神完全背道而驰。

其次，学术立场能保障书法批评的学术性。书法批评家应在深研书法史的基础上，梳理书法现象、技法、审美、风格的发展规律，熟识书法发展脉络，积累历代有价值的个案。对历代书法理论有深入的研究，这是书法批评家的基本理论素养。阅古可以鉴今，有了历代书论的底蕴，对于新的创作样式、审美表达，才能从容应对。

再次，书法批评家审视书坛，应立足于学术的高度。书法批评的学术高度需要书法批评家对复杂的书坛现象、多样的书法创作风格进行系统比较、冷静分析，并提炼出值得批评的素材。在学术高度上给予界定评述，对批评本身的意义价值给予思考和定位。登高方能远眺，有学术高度的书法批评，其批评的层面才会更宏远开阔：一来易于从宏观高远的角度把握批评对象，梳理出具有典型性、代表性、时代性的批评对象；二来避免书法批评停留在某些狭隘的小问题上纠缠打转，不至于将书法批评导向细枝末节的领域进行探讨。书法批评的学术性能保障批评有理论依据、指导意义、参照价值，而非简单粗暴的信口点评。

书法批评的非功利性立场。书法批评的立场应是非功利的、公允的。书法批评一旦功利化，其批评的导向必会偏颇，批评结果会变得怪异、复杂。公允的立场是书法批评的基本要求，没有公允心的书法批评家等同于“吹黑哨”的裁判。有失公允的批评，无异于将书法批评放置于艺术道德、书法艺术发展的对立面，使书法批评失去公信力，使其批评价值、批评意义难以经得起时代的考验，最终使书法批评沦为形同菜市场的吵杂言语。因此，书法批评的非功利、公允立场是批评展开的关键，也是批评接受的前提。

相比之下，古代书法批评纯粹而非功利。古代书法批评或是以著书立说的姿态呈现，或是思辨才情的随性诗文，或是感触即兴的简语题跋，其书法批评往往是内在心声的鼓荡和鸣，而非外在目的的诱导催生。正如苏轼说的：“言发于心而冲于口，吐之则逆人，茹之则逆余。以为宁逆人也，故卒吐之。”内心的表达须是畅达无拘的，直抒胸臆方是快然自足。古代书法批评中，我们能透过批评看到批评者正大的人格印记，以及批评者的心性修为。

由于许多社会功利因素在干扰，当代书法批评在面对庞大的书法群体、纷繁热闹的书法活动以及绚烂多样的书法创作时，其书法批评底气、批评声音显得微弱。书法批评有时出现不愿说、不敢说的情况，进而渐渐演化成不屑说，熟视无睹。多数书法批评家在“吐”“茹”之间的抉择，思量再三之后，很多人还是选择自己一“茹”了之。

非功利性让书法批评成为纯粹的个人审美表达、鉴赏心得、学理探讨的有意思的行为，这契合古代文人书法家遣兴悠游的精神生活。正如朱以撒先生所说：“一个批评者要达到客观公允的批评，他必须沉浸在书法家的精神产品里，为书法家的构思、表现而怦然心动，在这样的感受下言说。”[1]书法批评如果少了功利心，书法批评能从功利的现实中解脱出来，站在独立无挂碍的立场进行评价，其公允的一面自然而然呈现给世人。

批评家的文人风骨。文人作为中国文化独特的群体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不管哪个艺术门类，一旦被文人参与进来，定能兴盛。当代书法批评家角色相对单一，少部分是书法家，多数是书法理论研究者，少数两者兼之。不像在古代，书法批评的话语权掌握在文人手中。书法批评家们能诗、能文、能书、能评。书法批评中随处可见文人的风骨和操守，主要体现为：一是批评对象的选择，以理贯之，而非书法以外的因素干扰对象的筛选；二是批评原则的坚守，原则性的把持，不为外力所屈挠；三是批评品味格调的定位，立言与立德同在；四是批评话语的拿捏，体现在批评用语上的不媚、不俗、不矫情、不奉承，做到客观而得体。古代文人中有许多不以书法立名者也参与书法批评，其中不乏风骨浩然见解精辟者。如提出书法美学与书法批评交融的李白：“右军本清真，潇洒出风尘”；提出书法美标准的杜甫：“书贵瘦硬方通神”。就连曾国藩家书里亦有诠释书写心法，评论书法本体之语：“数月之后，手愈拙，字愈丑，意兴愈低，所谓‘困'也。困时切莫间断，熬过此关，便可少进。再进再困，再熬再奋，自有亨通精进之日。不特习字，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，打得通的，便是好汉。”

批评语言的文采立场。书法批评不等于草率的批判。因此，批评语言应该要有情感和温度，在明晰辨别中体现批评者的理性和睿智。批评语言不能媚俗，也无须刻板严肃，摆出一副卫道士的架势。因此，书法批评语言要讲究文辞之美，有文的追求。

首先，书法批评语言决定着批评的精准表达效果，直接影响批评的接受程度。批评文章也要讲究文采，刘勰认为文采的重要性“言以文远，诚哉斯验。”言论需要借助文采才能流传深远。其次，书法评批语言需要温度、亲和力。书法批评是为了表达批评观点，传递批评理念，产生批评接受，达到批评共鸣。刚性的语言未必比亲和的语言更有表达效果。因此书法批评家不必以冷峻刻板的姿态对待批评对象。有情感温度和亲和力的语言更易于营造友善的批评气氛。再次，从批评语言的驾驭上，书法批评家的学养胸襟可窥一斑。当代书坛，并非缺少理论功力深厚、眼界心胸宏远、文字表达精准的书法批评家。然而在批评文字中讲究文采的确实少而可贵。书法批评家应当研究修辞手法，探索优美文辞在批评领域的应用：一则提升批评的表达效果；二则让批评表达更具有可读性。纵观古代书法批评，其思想之深邃、文辞之优美、可读性之强，值得当代书法批评家深研借鉴。

总之，确立与把持批评立场并非空洞的虚言。相反，能使批评更为坦荡、恳切，使书法批评既有高度又有深度，既能抒怀又能警醒。   书法室   书法教室